中新社成都11月17日电 问：中国西藏考古如何从“追赶”走向“领先”？
——独家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伟先生
中新社记者 何绍 青月一童 崔白露
一百年前，西方学者打开了西藏考古学的大门。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本土的藏族考古学得到全面发展。经过几代中国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西藏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和成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西藏考古学是如何开始的以及经历了哪些阶段的变化？中国考古界如何逐步构建西藏考古的学术体系和研究版图，实现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藏拱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生态学？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霍伟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东西方问答专访时对此做出了解释。
采访记录总结如下。
中国新闻记者：西藏考古学是如何开始的？参与相关调查研究的西方学者和探险家有哪些？这些早期探索的局限性是什么？
霍伟：西藏考古学是国际知名的科学。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西方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就已进入西藏开展相关工作。
但这些考古工作大多是对地形的收集和勘察，很少进行发掘。代表人物是意大利学者朱塞佩·图齐（又译图齐）。虽然他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结果，对于佛教艺术的研究和西藏考古遗址的研究，总体来说，他所开展的考古工作仍然主要局限于粗浅的收藏，比较分散、不系统。
中新网记者：中国考古界如何逐步构建西藏考古的学术体系和研究版图，实现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霍伟：1950年后，中国多民族考古学家接管了西藏考古，开创了西藏考古的新领域，开辟了新天地。考古学家童恩珍教授在西藏哈木德省卡洛发掘的卡洛新石器时代遗址尤为有特色，西藏考古已进入大规模地下发掘阶段，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比如卡洛遗址，就包含了西藏早期农作物的起源和栽培，以及与西藏的互动。n 卡洛遗址先民与中原文化之间。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重要的物证。
2025年7月15日，拉萨藏族博物馆，卡洛遗址出土的陶器吸引了观众。图片提供：中国新闻报记者张相宜。
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很少对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西藏文明起源这三个领域进行研究。尽管科学考古资料还缺乏，还需要更多的发掘，但新中国历代考古学家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此，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从西方学者手中转移到了中国学者手中。
例如，第一批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地球的？对于青藏高原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没有解决办法。感谢中国学者的努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五万年前人类就在青藏高原定居并开始创造文明。
大约5000年前，西藏就已经是卡若、昌戈沟等新石器时代农业聚居地的所在地。当时的人们学会了种植小米并引进了青稞。
公元7世纪的吐蕃时期，开辟了东西方沟通的重要通道。该文献记载了唐朝使者王选出使印度的事迹。然而，多年来，东西方学者在中印边境却找不到王选印度使者的可靠证据。
1990年，我带领的研究小组在现今中尼边境附近发现了“唐代天机使碑刻”。这段铭文记载了王选第三次执行任务，途中路过山西，遭遇山洪。他经过这里并修复了木板路。当时，以王选为首的使团中，有一位书法技艺非常高超的书法家，他写下碑文，并请工匠雕刻。
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唐钱天祝公路唯一的实物证据。这是今天的乔卡。它比吴寺前的唐提波联盟纪念碑还要古老100多年。该石碑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是20世纪中印、唐藏交往史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这也表明，中国考古学家抓住天时地利，可以不断取得西藏考古新成果。
《唐代天竺使碑记》的一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新网记者：西藏考古取得了一系列优异成果。什么是这些标志性考古发现的价值是什么？
霍伟：从人类生命基因的角度来看，西藏考古学为早期人类为何能够适应高原提供了分子人类学证据。例如，在高温低氧的情况下，人类需要具备哪些物理特性才能承受高温低氧呢？
西藏考古从文化特征的角度展示了高原人民如何通过艺术创作在宗教、艺术、哲学、思想、文字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并形成了重要的藏族文化符号。由此可见，藏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经常有人问我西藏文化的背景是什么。答案是，藏文化的背景是东亚文化圈和汉文化圈。这是Tibe的背景谈文化，形成于汉文化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了解西藏考古和文化，才能真正理解西藏为何成为今天中国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西藏考古表明，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人们从史前时代到各个历史阶段的总体发展趋势，都与内地密切相关。
西藏的发展态势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内地对西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向心力和吸引力使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24 年 10 月 19 日，西藏拉萨，一名游客在西藏博物馆拍摄岩画。中新网记者 李林 供图：西藏考古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霍伟：敦正教授曾预言：“这片被一些人认为是沙漠的高原，埋藏着无价的古代宝藏。根据我们目前的理解水平，很难充分评估这些宝藏的重要性。”
20世纪20年代，光伟提出“地下物体与纸上文字的相互解释”，并创造了“双重证据法”，强调地下挖掘材料的重要性。四川大学的上一代考古学家冯汉基、徐中书等，结合考古学、民族学、民族史、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将“双证据法”发展为多重证据法。
西藏考古学包括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生物分子学等。为了更好地了解人类如何冒险进入高原、适应高原并创造独特的文化，我们需要跨学科综合应用的多方面证据。
例如，关于青藏高原农作物种植和利用的文字记录很少。茶。在综合考古学中引入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等跨学科合作，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玉米、大麦和小麦何时以及如何传入青藏高原并成为人类主要食物来源。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青藏高原的水道如何连接丝绸之路和整个高原丝绸之路，从而实现物种和文化的传播。
当然，未来我们将拓展新的工具和方法，开展全面的跨学科研究，比如将分子生物学应用于植物研究，通过动物考古学提出动物驯化的新证据。可以说，它们是“双重证明定律”的改进和发展。
目前，四川大学也正在利用这些新方法、新仪器在西藏进行考古研究。近日，四川大学也提出不不仅要对西藏进行考古研究，还要对整个西藏的地理、地形、生态、气候进行综合研究。青藏高原对整个亚洲的人类社会有着特殊的影响。亚洲许多大江大河都发源于这里，对孕育中国、南亚、东南亚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未来需要从更广阔的研究领域来认识青藏高原，以造福人类社会。 （完）
访谈用户简介：
霍伟先生。中国新闻社记者张浪先生供图。
霍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汉藏研究所所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四川大学.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汉唐考古、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文化遗产与艺术史、中外文化交流等。出版有《史前至唐代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青藏高原考古研究》、《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与研究》、《藏西佛教文明》、《古墓葬系统藏族妇女史》等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两篇，已发表论文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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